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饿了么:一个或许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的独角兽

导语:在互联网圈,谈到上海,人们总是觉得它不如其他城市的创业风头强势。

在互联网圈,谈到上海,人们总是觉得它不如其他城市的创业风头强势。大黄蜂、百姓网、大众点评……众多上海本土公司,莫不是起了个大早,赶了个晚集,胜利果实最后还是被外地公司摘取。

不过,情况还远没有外界想的那样糟,上海毕竟还有携程,一家出色地诠释了“稳打稳扎”上海作风的公司,以及目前仍旧保持独立的饿了么。只是对于后者,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——狼性、富有拼劲、永不服输……与携程截然不同,这不像是一家从上海水土生长出来的企业。 

真相果真如此吗?上海又是否真的不适合创业?当深入认识这家公司及其创始人与上海的联系,你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。 

创始人兼CEO张旭豪——一个不能更地道的上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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饿了么创始人兼CEO张旭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很小的时候,经商的父亲就说要教给儿子对钱的正确认识。“我的小孩要学会用钱,再学会赚钱”。 

在长期的理财教育浸淫下,张旭豪完美继承了上海人敏锐的商业触觉。还在读小学的时候,父亲带他去眼镜店,他问店员其中一款的进货价。在获得回答后,张旭豪指出了店员的错误,因为他曾跟随父亲去进货,知道每一款眼镜的资料。后来,店员核对了进货表,发现自己果真说错。张旭豪对数字的敏感性,让他大为吃惊。

这种上海人特有的灵敏头脑,在张旭豪日后的创业路上,发挥了关键作用。 

最初在上海交大创立时,饿了么有一个同校的对手。当时,论用户基础、资金实力,饿了么都处于下风,战况非常不利,张旭豪和他的伙伴们希望找到弯道超车的办法。

一天,张旭豪在微博上收到一个用户反馈,说老板在送餐时,给他塞了一张传单,建议他以后不要在饿了么上订餐,通过电话订餐,可以送饮料。

这种情况,俗称“飞单”。“飞单”的动机显而易见,因为当时平台实行佣金制,根据交易额对餐厅实行固定比例的收费,餐厅卖得越多,缴费也越多,老板自然希望绕过平台直接跟用户做生意。

这件事对张旭豪震动很大,但他很快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。

早在此前,在跟几个老板交流中,张旭豪就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痛点。比如随着餐厅订单越来越多,老板抄单、分单的工作量越来越大。他由此萌生了开发一款工具给老板使用的想法。

他认为,此时正是推出这款工具的时候,因为饿了么需要它来给商家一个留在平台上的有力的理由。几天后,张旭豪向伙伴们宣布了两个重大决定——1.开发一款商家订单管理软件;2.取消佣金制,采用SaaS收费模式,一年收取一次软件使用费。 

事实证明,这个转变极大增强了饿了么的商家粘性,有些商家甚至开始劝说用户从竞对平台转到饿了么订餐。不到半年,饿了么就制霸交大及周边区域,开始向全上海拓展。

在其后饿了么的几个转折点中,包括2014年跟进美团的全国扩张,张旭豪都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决策。毋庸置疑,这与其自小接受的“上海式家庭教育”密不可分。

饿了么——上海交大的“亲儿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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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旭豪研究生期间就读的上海交大,素有“上海创业摇篮”的美名。

“携程四子”中的季琦、沈南鹏、范敏,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,淘在路上CEO陈伟等,都是上海交大校友。在榜样的力量下,交大的创业氛围一直非常浓厚,这给饿了么的诞生,创造了充分条件。

交大师生是饿了么的第一批用户,交大对饿了么创业团队的帮助,至今也让张旭豪印象深刻。

创立饿了么的第二年,张旭豪和同系的康嘉都将毕业,他们一边要忙公司的事,一边还要写硕士论文,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在张旭豪的提议下,二人决定向导师申请休学创业。这在当时的同学们看来,是不可能被批准的。

在交大旁一家咖啡馆,二人试图向导师阐述他们的创业计划。聊了一个下午,导师最终说了一句,“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想做些什么,但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这份事业,那我也肯定支持你们去做。”最终,张旭豪和康嘉的休学申请被通过,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中。

微信截图_20160922101723.png(张旭豪就读期间居住的交大研究生宿舍,饿了么于此创立)

此外,交大还全力支持饿了么的早期建设。

在获得第一轮风投前,饿了么全靠核心团队几位同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支撑,一度非常艰难。有鉴于此,导师和交大一直不遗余力地把张旭豪的项目推荐到各种创业比赛中,以获取竞赛奖金继续支持运营。正是在其中一次创业比赛里,张旭豪被后来饿了么A轮融资的投资方——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朱啸虎相中。

为回馈母校的支持,2015年,张旭豪代表饿了么向交大创业学院捐赠了500万元创业基金。纵观这些年来涌现的众多明星公司,似乎还没有一家像饿了么这样,与其创始人母校联系如此密切。

有媒体曾打趣道说,饿了么生于交大,长于交大,基本上就是交大的“亲儿子”。如今看来,这话其实并不为过,若没有交大,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饿了么。

上海不适合创业?中国外卖O2O就滥觞于上海

从2008年就开始做外卖,饿了么称得上是中国外卖O2O的鼻祖,而外卖O2O滥觞于上海,无论从哪方面看来,也绝不是机缘巧合。

上海优良的创业环境,是外卖O2O萌芽的根本。综合人才、资本、政策环境和商业氛围等多个维度看,上海的创业环境无疑是国内最好的。2015年,《财富》中文版评选出对企业家和创业者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十大创业城市,上海就在各项评价上击败北京、深圳等地,名列榜首。

微信截图_20160922101730.png(《财富》中文版对上海各项创业环境要素的评分)

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,上海是中国风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,即便在号称“资本寒冬”的2016年上半年,上海泛互联网领域也发生了344起投融资事件。专注于创业企业早期投资的经纬创投、红杉资本等顶级国际风投机构,也都在上海设立本地化投资团队,而经纬正是饿了么B轮的投资方,红杉则投了它的C轮和F轮。都知道外卖市场烧钱,但植根于上海,这些年来饿了么从不缺钱。

在政策环境方面,上海政府也给饿了么非常大的帮助。

白领是这两年来外卖市场的主力,而上海政府则一直致力于解决白领的就餐难题。早在2011年,上海静安等区的政府就开始推行“白领午餐工程”,以补贴、年终奖励等方式,鼓励写字楼附近的餐饮商户推出经济实惠的午市套餐,解决白领就餐难题。

由于这项工程,上海各个核心商圈早早就形成了浓厚的午市氛围,在中西式快餐、甜品饮料等餐饮品类上拥有良好的用户和商户基础——这些“轻品类”,正是饿了么2014年底向白领市场拓展时主要的发力方向。因此当时平台的上海地区市场经理几乎不用在地推上花太多时间,则迅速地把外卖服务覆盖到全上海白领区域,这让饿了么的白领战役成功打响了头炮。

此外,上海政府也一直致力于监管创新,协助提升外卖平台的食品安全保障力度。2015年8月,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与饿了么打通数据体系,让消费者可以在饿了么上看到该区域餐厅的证照及环境卫生评级,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全透明。这是国内外卖行业政企之间第一次有如此深度的监管合作。其后,全国其他城市都纷纷效仿,与外卖平台展开大数据监管合作。

今年5月,上海闵行监管部门还为外卖行业制定的《网络订餐服务合同》范本,方便平台和商家明晰各自权责,这在全国同样尚属首次。 

屡屡敢于第一个“吃螃蟹”,可见上海政府对网络外卖这一块相当关注。

一个适合创业的城市,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政策支持缺一不可,放眼中国,像上海这样同时拥有两者的少之又少,这就是为什么外卖O2O可以也只能发源于这个城市。而外地的外卖平台,因为后进,则只能对饿了么的“上海模式”照瓢画葫芦了。

一路看下来,从创始人到成长环境,饿了么与上海,都是水乳交融的关系。饿了么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值得上海引以为傲,毕竟从宿舍创业到45亿美元估值,这是一个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的独角兽。近几年,创业创新热潮在全国兴起,相对于北京杭州深圳这些城市,上海固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但饿了么的成功,证明上海也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,其不足亦并非不可克服。

何况,饿了么也绝不是一个会满足于现状的公司,若其能成长为互联网巨头,拥有标杆企业的上海,未来的创业氛围将更加火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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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6-10-30 10:27 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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